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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中的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机构

发布时间:2019-11-18 02:26:44 编辑:笔名

“文革”中的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机构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,全国动乱,军队建设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。

在“文革”的大动荡中,尽管军队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和冲击,但是人民军队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,并以“三支两军”的形式,最终确保了全国局势走向平稳。

在如此动乱的局面中,作为党的最高领袖、军队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始终掌控着全国局势,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机构则是几经波折,人员几经变动……

叶剑英、杨成武、萧华时期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之前,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、罗瑞卿主持,重大事项则呈报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林彪直至军委主席毛泽东。

1965年12月,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、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突然被打倒,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亦被剥夺。叶剑英于1966年1月8日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(当日增补陈毅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叶剑英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,加上原有的林彪、贺龙、聂荣臻,军委共有七位副主席),5月23日又兼任军委秘书长(中央军委秘书长此前由黄克诚、罗瑞卿先后担任,此时第一次由军委副主席兼任)。由此,叶剑英与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参谋长杨成武、军委副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萧华,构成中央军委一线日常工作班底,叶剑英牵头主持军委全盘的日常工作。与贺龙、罗瑞卿时期一样,叶剑英在前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,林彪仍深居幕后。

“文革”开始之初的一个时期内,在全国性的大动乱、大动荡中,军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。叶剑英经常召集军委会议,讨论当时军队面临的重大问题,因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扩大

,被称为军委常务会议。

这种常务会议是1966年6月14日叶剑英向毛泽东、周恩来呈递《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》得到批准后,由叶剑英负责召集。它比此前的办公会议人员范围扩大,层级也高,贺龙、聂荣臻、陈毅、徐向前、粟裕亦时有参加。

1967年,林彪、江青对在军委和总部一线负责日常事务的叶剑英、萧华、杨成武、刘志坚的不满日益升级。1月,总政治部副主任、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,萧华亦受到冲击。2月,所谓的“二月逆流”

,使叶剑英、陈毅、徐向前、聂荣臻四人和谭震林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。林彪指示杨成武不要再给叶剑英送军委文件了。林彪对叶剑英的疏远可见一斑。

1967年7月武汉“七二○”事件后,“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”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,江青提出“文攻武卫”、批“带枪的刘邓路线”。叶剑英被诬陷“要搞政变”,住所被抄,子女被关押,北京街头出现“打倒叶剑英”“斩断叶剑英的黑手”等大标语。

鉴于贺龙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萧华等受到诬陷、冲击,叶剑英自身难保,已经无法行使主持人的权力,其所主持的军委常务会议难以为继,而代总长杨成武此时又随毛泽东到南方视察。为防止军委中枢的运作出现真空,8月17日,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,成立由吴法宪牵头,有叶群、邱会作、张秀川参加的军委看守小组(四人)。吴法宪讲,“四人小组”讨论的事项要向不在京的杨成武报告。此时,杨成武已经取代叶剑英的地位,应该是林彪之下军委办事机构中最有实权的人。

9月,萧华被关押,失去自由。

9月24日,军委看守小组改为以杨成武为组长、吴法宪为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,成员还有叶群(林彪联络员)、邱会作、张秀川。按照吴法宪的说法,军委办事组实际上行使的是中央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的职权,组长、副组长相当于以前的军委正、副秘书长

“文革”时期风云变幻,杨成武主事的局面也未能维持多久,比叶剑英的一年有余还要短。

1968年3月22日晚(一说3月23日晚),李作鹏、邱会作奉命带警卫人员突至杨宅,将睡梦中的杨成武带走。至此,1959年10月以后共事长达七年的“萧杨”(萧华、杨成武),在辅佐了罗瑞卿、叶剑英两位秘书长之后,先后被打倒。而在1966年新年伊始组成的“叶杨萧”工作班底,也因三人陆续被诬陷攻击而彻底终结:“靠边站”的叶剑英处于“赋闲”状态,萧华被关押,杨成武被遣送出京。

林彪、黄永胜时期

1968年3月杨成武被打倒之后,林彪决定将自己欣赏的老部下、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、总参谋长。

3月23日,黄永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,乘专机抵达北京。“他可没想到这一次到北京,使他后半生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”

与周聂、彭黄时期组合相对稳定不同,林彪自1959年8月主持军委工作之后,辅佐他处理军委日常事务的贺龙、罗瑞卿、叶剑英、萧华、杨成武等纷纷被打倒,可见十年来党内、军内情况之复杂。

1968年3月28日,在林彪、周恩来陪同下,毛泽东同黄永胜、吴法宪等人谈话时,说:军委就是办事组,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。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。

黄永胜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之后,吴法宪仍为副组长,叶群和李作鹏、邱会作(1968年9月,李、邱二人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)为组员,以后又加上谢富治、李天佑、李德生、刘贤权、温玉成等。这样,军委办事组内,除总参谋长黄永胜外,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兼空军司令员,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兼海军第一政委,副总参谋长邱会作兼总后勤部部长。一时间,既是“双一”(红一方面军一军团)又是“老四野”的黄、吴、李、邱聚首于办事组,在军内权倾一时,号称林彪手下“四大金刚”。

熟悉林彪的聂荣臻说:“林彪历来是十分重视军权的。他把军权称作是‘权中之权’。”

林彪曾这样告诫黄永胜:要学习蒋介石。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,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,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。

吴法宪后来交代:林彪曾召集黄、吴、李、邱四人在家里开会,说自己身体不好,军队的事要黄、吴、李、邱负责管好,不要把权交给别人。

此后,陈毅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被冷落、闲置一旁,军队重要文电,黄永胜也不再抄送给他们。这个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,“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”。

1969年4月中共九大产生的中央军委,副主席除排名第一的林彪外,还有刘伯承、陈毅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,他们更多地被赋予研究国际战略问题(刘伯承、陈毅分别为军委战略小组组长、副组长)的任务,军委日常工作仍由黄永胜、吴法宪分任正、副组长的军委办事组负责。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五人,构成办事组主体。他们处理的一些重大事项,办事组其他成员并不知晓。如1969年10月那次调动全军的所谓“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”,时为办事组成员、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“居然一无所知。当他从空军上报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后,立刻让秘书查问作战部,才知道事情的原委”。李德生也深有同感。他回忆说:军委办事组讨论问题的时候,好像他们已经商量过,由他们一两个人谈了意见,大家就不再发言了,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好像戒备我什么。

在林彪、黄永胜权力集团中,上有被党章明确为“接班人”的副统帅林彪,下有“四大金刚”,“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”,他们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”。

在林彪、黄永胜主持军委工作期间,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并没有置身事外,军队的重大事项仍要报经周恩来处理。即便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四处争权的时候,黄永胜也认为,只有毛泽东、林彪和周恩来才是军委办事组的直接上级和领导,军委有关部队战备、调动等重大事项,专送毛、林、周审批后执行。1969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之时,为防突袭,党政军领导人向全国各地疏散,毛泽东南下武汉,林彪前往苏州,周恩来带领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,协调各方。唯总参将林彪的来电指示编为“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”(由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阎仲川具体经办),未经周恩来审阅、毛泽东签发,即发向全军,受到周恩来的追问,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。1969年10月18日夜,这一未经毛泽东、周恩来阅批即先行发向全军的命令,被指为“林彪号令全军”,而成为写入史册的浓重一笔。

多年以后,当事人阎仲川这样反思:这个号令,当时总理把把关就好了,但“按照工作程序和我当时的职务,是没有资格直接向总理汇报的。只有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才有这个资格”。

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乃至林彪的不满与日俱增。

1970年八九月间,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,吴法宪、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和陈伯达等人就修改宪法、“天才论”、设国家主席等议题,大肆鼓吹,四处活动,引起毛泽东的震怒。毛泽东认为他们的活动有组织,是“突然袭击”,气焰嚣张,“大有炸平庐山”之势。10月,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连续批评军委办事组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五人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,说:办事组各同志(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),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,又找什么天才问题,不过是一个借口;也不听我的话,陈伯达一吹,就上劲了;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!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,还是拉回来的问题,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。毛泽东认为黄永胜等人是犯了方向、路线错误的。

随即,毛泽东一再让黄永胜等五人检讨,并在一定范围内传达,这对林彪、黄永胜等人无疑是巨大打击,他们的势力亦受到极大削弱。而李德生、纪登奎的地位与作用则大为加强。特别是李、纪二人被毛泽东指名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、政治委员,直接掌控北京卫戍大权。在军委办事组中,毛泽东时常表扬的就是李德生,对黄永胜、叶群都有批评,对吴法宪更是批评有加。

毛泽东上述表态之后,对林彪的态度和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五人的活动,密切观察了一年左右的时间。但是,他们的态度,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。

1971年8月中旬,毛泽东视察到武汉,向黄永胜等五人及其背后的林彪发出了明确的警告。

叶剑英、邓小平、陈锡联时期

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发生后,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四人被撤职、关押(此时距黄永胜奉林彪之命进京主持军委办事组和总参工作,达三年半之久)。中央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,并由其主持军委办公会议,成员有李先念、李德生、谢富治、张春桥、纪登奎、汪东兴、陈士榘、张才千、刘贤权,办公会议成为军委的议事机构,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。

林彪手下的“四大金刚”,连同与之有干系的数百人,在周恩来具体运筹组织下被一打尽,顷刻间土崩瓦解,军委办事组随之一同消失。20年后,邱会作谈到当年的军委办事组时说:历时五个年头(实则四年)的军委办事组主要做了三大工作:领导军队的文化革命,这是当时的中心任务;加强战备,这是全军日常任务;组织“三支两军”,这是繁杂而又紧迫的接管任务。邱会作认为,军委办事组的历史经过新生、兴盛和末日三个时期:从吴法宪的四人小组到杨成武时期的办事组为新生时期;黄永胜时期的办事组,中共九大前后为兴盛时期;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走下坡路直至灭亡。

时隔近五年,叶剑英再度主持军委日常工作,他表示“十分感谢主席的信任”。1971年10月4日,毛泽东对叶剑英特别明确交代:“军委办公会议,这次是叫改组,不是掺沙子。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”,“凡讨论重大问题,要请总理参加。下达指示,要用军委名义,不要用办公会议”。毛泽东还批评黄永胜不管大事,一不参,二不谋,要接受他们的教训。

1973年4月邓小平复出后,毛泽东有意让邓参加军委工作。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,毛泽东就曾让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委员(当时军委未设副主席)。1973年12月15日,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介绍邓小平时说: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。随后,中央发出通知: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委员,参加军委领导工作。

1974年1月,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,有王洪文、张春桥、邓小平、陈锡联、苏振华参加的军委六人小组,“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”。这是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,邓小平再度进入中央军委。

这次进入军委,邓小平被赋予了更重的领导。1974年1月19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时,周恩来指令叶剑英牵头的军委六人小组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。这当中,叶剑英、邓小平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74年10月20日,在长沙的毛泽东同前来汇报“风庆轮”事件的王海容、唐闻生谈话时,明确在四届全国人大人事安排上,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。毛泽东说:这是叶剑英的意见,我赞成照他的意思办。战时有事,平时无事,挂个名。杨成武可以做个副总长。

1974年11月6日,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小平为第一副总理,还兼总参谋长,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,成熟了,小平可不兼。

12月18日,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致信毛泽东,呈报总参谋部领导班子名单:总参谋长邓小平,副总参谋长杨成武、张才千、向仲华、彭绍辉、李达、王尚荣、胡炜、何正文。毛泽东圈阅。几天后,周恩来亲赴长沙,毛泽东提出: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邓小平还应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央军委副主席

。1975年1月,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这项任命。

中央军委由叶剑英、邓小平两位副主席主持,以叶剑英为主,邓小平则替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(在王洪文离京期间,还主持中央工作)。

1975年2月5日,中共中央发出通知,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,成立由叶剑英牵头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。叶剑英、王洪文、邓小平、张春桥、刘伯承、陈锡联、汪东兴、苏振华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粟裕为军委常委。常委会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,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。

在新的军委常委会中,除了起主要作用的叶剑英、邓小平之外,1973年底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,地位和作用引人注目。此时,陈锡联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军委常委、北京军区司令员。在1975年毛泽东、周恩来身体日衰,叶剑英与邓小平不断受到江青一伙攻击之时,在党政军均任要职的陈锡联,地位与作用既特殊又极其重要。

“九一三”事件前后,南京军区副司令员、安徽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,在稳定安徽的局势中处置有方,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的赞扬。在林彪和“四大金刚”势力鼎盛之时,他奉调进京,被委以重任,进入黄永胜把持的军委办事组,担任总政治部主任,接掌北京军区。根据周恩来指示,他参加林彪事件危机处理,坐镇空军司令部,并在其后管控空军。在处理林彪事件过程中,李德生辅助周恩来,在危机处置中对稳定局势、稳定军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,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。一时间,李德生成为被人们寄予厚望的、年富力强的领导人,成为毛泽东、周恩来十分信任与器重的军队重要领导人之一。

然而,中共十大以后,李德生成为江青一伙重点攻击的对象之一。江青“放火烧荒”,李德生首当其冲。1974年元旦前后,江青一伙借势“批林批孔”,指李为“军阀”“恶霸”,火力全开

。李德生被迫离开总政治部,离开北京去了辽宁省,后又主动辞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。

从沈阳军区和李德生对调过来的陈锡联一来到北京,就被赋予了重要任务。陈、李二人素有渊源。抗战时期,李德生就是陈锡联的部下。在陈任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团长时,李在该团直属队任通信排长。解放战争中,陈任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,李为该兵团第三十五师师长。(陈、李都是邓小平的部下。)现在,陈、李的角色互换。来到北京的陈锡联,其作用已不仅仅在北京军区,而是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内负有重要的领导成员。在军内,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,又是军委常委的陈锡联,其地位已远远高于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杨成武、主持总政日常工作的梁必业和主持总后工作的张宗逊。杨成武、梁必业、张宗逊三人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列席军委常务委员会会议。

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,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。全军各大单位负责人70余人参加,邓小平就军队整顿和“消肿”问题作了重要讲话,叶剑英作会议总结。会议讨论通过了《关于压缩军队定额、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》。

整顿刚刚开始,一场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便朝邓小平、叶剑英迎面扑来。

1976年1月8日,周恩来逝世。2月2日,中央发出通知: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“生病”期间,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。

陈锡联回忆说:当时,患有眼疾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拉着他的手,连说两次“你要挂帅啊”。

此时,邓小平在党政军内已被剥夺了领导权力,并于4月7日被解除了一切职务。叶剑英又被以“生病”为由,剥夺了主持军委工作的权力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中央军委第一次在毛泽东之下,由一位未担任过军委副主席的开国上将独当一面,主持工作(以前为周恩来、彭德怀、林彪、贺龙、叶剑英)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1977年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。

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,一些人在批评陈锡联所犯错误时,针对其1976年主持军委工作,有“陈锡联夺叶剑英军权”说法。邓小平明确表态:陈锡联没有野心,他是不会造反的,他不是造反的人。邓小平还当面对陈锡联说:你在北京不欠账。

周恩来:“名副其实的副帅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中,林彪曾权倾一时,但是,就是在林彪“直接指挥”的鼎盛时期,笔者以为有两点不容忽视。

毛泽东依然发挥着无可置疑的最终决策的作用,没有“大权旁落”。在这方面,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和军队调动权,他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关键时刻,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,李德生担任司令员,在丰台命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防范。林彪不能左右北京的控制权,黄永胜等人更不能插手,就很能说明毛泽东不可挑战的权威。

作为第三号领导人(林彪事件之后为第二号人物)的周恩来,这期间虽未有任何军队任职,但其对军队事务的影响力,是显而易见的。周恩来的这种影响和作用,任何人不能也不敢小视,就连林彪也是承认的。

与1953年之后到60年代中期(这段时间,周恩来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、经济工作和尖端武器研制上)略有不同的是,自1966年1月至1975年下半年(周恩来病重)止,这十年左右时间,有关军队的重大事项和军委的重要决定,基本上都要报告周恩来。这期间,无论是“九一三”事件之前还是以后,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、军委常委会和黄永胜牵头的军委办事组,所经办的军队大事要事向周恩来请示报告并由他转呈毛、林,已成为惯例。林彪就曾说过: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。

1971年10月4日,毛泽东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,特别叮嘱叶剑英:军委“凡讨论重大问题,要请总理参加”。1974年1月西沙之战,周恩来指令叶剑英率六人小组亲赴总参作战部遂行指挥,并嘱“随时将重要情况报告我”。

“文革”动乱的十年,也是周恩来一生最后的十年

。这十年,从“首都工作组”、武汉“七二○”事件、“三支两军”、“杨余傅事件”、中苏边境冲突、“九一三”事件、西沙作战,如此等等,周恩来党政军一肩挑

,参与决策,亲自部署。特别是1971年处理林彪事件的非常时期,备受毛泽东信任的周恩来坐镇人民大会堂,通令11个大军区,调动三军,实行全国禁空令,部署全军紧急战备,显示出一位杰出军事家处变不惊、指挥若定的高超才华和国家“大总管”的非凡组织力。周恩来能够在如此紧迫危急时刻,走上前台号令全军,震慑局面,管控局势,是与其历史上形成的崇高威望分不开的。其时,林彪、“四大金刚”及其亲信,军权在握,军内根基盘根错节,要在瞬间清除“林家势力”,毛泽东之下非周恩来莫属。即便此前的炮击金门、平息西藏叛乱、中缅勘界警卫作战、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等重大军事行动,周恩来也都是协助毛泽东擘画军机,参与决策,组织部署。就连一向自负的林彪也承认:总理是毛主席称职的参谋长。

从所发挥的实际作用看,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,解放军如果说有“副帅”的话,周恩来应当是名副其实的“副帅”。

1998年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时,长期在毛泽东、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杨尚昆撰文指出:从性格特点来看,“毛泽东举重若轻,提纲挈领,大刀阔斧;周恩来举轻若重,处事周密,思虑精细”,“这两位伟人长期合作,相辅相成,是一对难得的革命战友和政治伙伴”。“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,恩来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副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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